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西北回回人，曾随忽必烈立下赫赫战功，很受器重。到云南任平章政事前，忽必烈召见他时说：“我曾亲率大军以革囊渡过金沙江征服大理，过去委任治理的人都不适宜，致使那里久不安定。你是个谨慎宽厚、文武兼济的人，安抚治理那边远之地，没有比你更妥当的了。”赛典赤本没有到过云南，受命后，遍访熟悉云南情况的人，获得了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然后精心绘制了一张图表呈送忽必烈，并奏明了安抚治理的设想。忽必烈大喜过望，为赛典赤盛宴壮行。

　　当时坐镇云南的皇室宗亲脱忽鲁宗王以为赛典赤到云南必定威胁自己手中的大权，便严兵以待防备不测。赛典赤不以钦命恃强轻慢，先派长子先行，以礼参见脱忽鲁，对他说：“父王到云南是与宗王共议安抚治理良策，绝非替代宗王行事。父王还请宗王推举手下两亲信臣子，委任‘行政断事官’要职。”脱忽鲁受到尊重又无失权之忧，便鼎力协助，“政令一切听赛典赤所为”。

　　赛典赤到云南首先是改革原军事统治的政权建制，开始设置路、府、州、县，并相应设总管、知府、知州、知县行政官职。在少数民族地区注意委任当地民族官员，安抚山官土司，化解民族矛盾，把武力征服、屠杀镇压视为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武力。

　　有一年，罗架甸(今元江)发生叛乱，赛典赤率兵征讨，但不以武攻，而是晓之以理。数日叛酋不降，手下一股士卒按捺不住擅自攻打，他急令停止，怒斥说：  “我奉命安抚，不是奉命杀戮!”又讲了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反叛酋长知情后深为感动，于是心服而降。

　　有一次，几个被罢免官职的酋长，结伙到京城控告赛典赤专擅权柄，任免不公。忽必烈不相信他们的话，派人将他们押回云南交赛典赤治罪。赛典赤不但不加问罪，反而宽柔为怀，晓以大义以后，量各人所长又委长官职，几个人感激而又诚服，“叩头谢恩，誓死以报”。赛典赤的安抚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云南政治形势日趋稳定。

　　政治形势稳定了，赛典赤便腾出手来全力发展农业生产。他身着当地百姓的衣服，亲自带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深入民间，征询老农对利国便民的意见和要求。他说：“我想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种子、农具、耕牛借给你们，估计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众人回答说如果这样可以一半上官粮。他想了想说：“太重了，牛死要再买，农具损坏了要再买，种子也要更换，一季收成仅余其半，一家衣食将不堪维持。”老农们又说可以三成人官仓。他仔细盘算一阵，认为还是不行，说：“你等农家克勤克俭可上三成，但恐难以积蓄防备灾荒，再如婚丧嫁娶、养育子孙。在我之后为官的难说又增加其数，还是苦了下面百姓。”赛典赤最后决定每亩田上官粮二斗，并可用银钱、牛马折算缴纳。赋税大大减轻，人民安居乐业。赛典赤又把因战争出现大片无主荒田清理出来或由军队屯耕，或分给百姓耕种，既扩大了财政收入，又增加了百姓耕地面积。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发展。

　　赛典赤到云南不到三年已是政绩显著，法令畅通。赛典赤报朝廷批准，将云南行省治所由大理迁到鄯阐(今昆明)，自此，昆明开始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云南行省治所迁到昆明后，赛典赤特别重视滇池水系的治理和建设。当时，滇池水域比现在宽阔得多，梁家河一带、云津市场以南、官渡以西都属滇池水域。雨季水位上涨，昆明城中常常水患成灾。赛典赤和张立道一起从盘龙江源头到滇池周围进行了实地考察，制定了治理滇池水系的工程规划，分上、中、下三段布置实施。上段是选择了鸣凤山与莲峰山之间最狭窄处修筑大坝形成水库，积蓄高明白邑的青龙潭、黑龙潭两股水源和雨季降水，名为“松花坝”。坝上设水闸，旱时启闸济灌万顷良田，涝时封闸减缓下游水患。中段是开挖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等分流盘龙江水，河道沟渠形成网络，既减轻水患又便利农灌。又在河堤上遍植树木，既稳固堤埂又美化景观。现在一些河堤上还存活着当年种植的柏树，已是七百余年的元朝古柏。下段是开凿滇池出水口(含海口)，建石龙坝，降低并控制滇池水位。滇池水与螳螂川沟通，经普度河汇入金沙江。这样，滇池水位大大降低，既减少了水患又得良田万顷。三段水利工程完成后，基本治住了水灾，也为后来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

　　云南由于地处边远，交通又不便，文化教育与内地比还是相当落后。赛典赤除了激励农业、兴修水利、繁荣商贸外，还致力于文化教育，在城中拨地五顷建盖孔庙为学堂，推行教化。经过五年多的治理，云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公元1279年，赛典赤操劳成疾，在昆明去世，百姓无不悲痛，“王葬之日，百姓巷哭”。后来元朝皇帝封他为“咸阳王”。墓葬在昆明北郊马耳山，现五里多小学里还有一座衣冠冢。元朝时，这一带是梁王的别墅，后人为了便于瞻拜凭吊，选在此处建庙立冢。

　　赛典赤死后18年，他的三儿子忽辛到昆明任“云南行省右丞”。忽辛在兴办教育上政绩更加显著，他曾命州、府各邑广建孔庙做学堂，选任文学之士为师教育后生，使云南“文风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