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昆明”毫无意义，它只是两个音节的记录。这两个音节来自古代云南的土著，不是汉语根据意义命名的。它也可能是“昆弥”，也可能是“嘿咪”。从远古关于昆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的乃是大地的信息。昆明，从古代的有限记录看来，一开始就是一个美丽富饶、适于生活的伊甸园式的地方，人们住在“干阑”式的房子里，这种房子在今日西双版纳还可以见到，就是类似傣族竹楼一类的房子。“俗奢豪”、“喜讴歌”，其实就是日子好过的意思。昆明，在中国历史中一出场。就是一个“地方”。而不是一种文明。文明是后来才开始的，文明意味着进步。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大地的被遮蔽。关于昆明样子的记载，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汉代的记录，此后，关于昆明的记录在历史中越来越多。但那已经很少与大地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可以说，在历史资料中，已经很难看出昆明是什么样子。我们会看到。历史变成“建武十八年(42年)……滇池……昆明诸种反叛……遣威武将军……合三万人击之……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八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头，诸夷悉平”。“益州……诸夷反……将兵讨之，……凡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余万降赦夷三十六种……诸夷皆平。”“遣使译献犀牛、大象”、“献象牙、水牛、封牛”。诸葛亮来到云南后，开始“德化”“不毛”，“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劝彝筑城堡，务农桑，诸彝感恭德化，皆自山林徒居平壤”。昆明作为早期的城市开始有了一些迹象，但谷昌是什么样子，多大规模，只留下“谷昌”二字供人们猜想了。在晋朝，爨氏统治的时期，滇池附近的城邑叫做“昆州”，“邑落相望，牛马蔽野”、“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昆州是什么样子，只留下不到100个汉字供人猜想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敬惜字纸，许多历史，许多古城，留下来的只有文字，人们并不重视文字以外的具体  的物质形式，破旧立新一直贯穿着中国除文字以  外的整个传统。爨氏在云南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城邦、日常生活、服饰、建筑、工具、家具……一切都荡然无存，只剩下来两块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这就是中国保存自己文化的方式。今日依然如此。爨氏在云南的发迹点是曲靖，爨氏荡然无存，爨氏之后依然是荡然无存。今日曲靖是一个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焕然—新的新城。

　　昆明作为城市面貌较为清楚的是在南诏时期。当时的云南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大理，昆明只是南诏的一个别都。公元765年诏王阁罗凤派他的儿子凤伽异在昆明建筑了拓东城，“六世孙劝丰佑改名鄯阐”。公元809年阐成为南诏的东京。该城“东北有井邑、城隆”。城里有东、西寺塔，“大匠尉迟敬德所建”，东寺塔高百五十尺，西寺塔高八十尺。有鄯阐台，有古诗描写过此台：“避风鄯阐台、极目见藤越……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城里还有大灵庙，庙“在城煌庙东，即土主庙，神为摩诃迦罗”，就是南诏所信奉的大黑天神。拓东城的主要居民是今日白族的先民，“屋多为回檐，如殿制”，“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般人民“不洗面，男女衣皮，俗好饮酒跳舞”。“妇人不施粉黛、贵者以林续锦为裙襦”，“少年弟子暮夜游行间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每年十一月—日盛会客(南沼以十一月一日为春节)，造酒醴(甜酒)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在南诏灭亡后的大理因时代(公元937年到1253年间)，昆明又成为大理国的东京，居民已有三万三千多户。“城际滇池，三面临水，既险且艰”。大理国王段素兴在昆明“广营宫室”，“筑春登、云津二堤。分种黄白花其上……每春月挟妓载酒……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以为乐。时有一花，似因歌而开，遇舞而动。素兴爱之，命美人盘髻而饰……”当时大理国的开国功臣高智生被封为鄯阐侯，他治下的昆明城如何，从史料中看不出来，仅从他在西山所建的华亭，可以看出当时的“殷盛之世”，“而滇海之域，古号鄯阐……华亭突出其间，……鄯阐匡国侯高智升，以其岗峦峻峭，故竖楼台，每值风晨月夕，寒时暑侯，驾舫涉海，舶于汀渚，或摄轻裙，登高望远，携朋带酒，陟部顶峰，玩赏龙泉，临风放歌，倘样徒倚，以快舒眺之乐……登斯山也，适遇青阳，众芳竞妍……世子处乎盛世，亦好博雅……因指斯亭……名之曰‘华亭’。”大理国时代遗留在昆明的最杰出的痕迹，是现在昆明博物馆内的大理国古经幢，此幢造型华丽精致，看起来是太平盛世的产物。

　　1254年，“兀良合台攻乌蛮……进至押赤(元时昆明又叫做押赤)城。城三面濒滇池。兀良合台以炮攻其北门。又纵火焚之。”

　　1284年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昆明时，昆明叫做押赤。他发现这里已经是一个“壮丽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为杂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本地米麦的生产甚丰，然人民认小麦制的面包为不卫生，故不用面包而吃米食。并用其它的谷类加入香料，制成酒，清澈可口。至于货币是以海中取的白贝壳充用……此处有’湖。周围近一百哩，出产各种鱼类，有些鱼的体积甚大。人民生吃禽鸟、绵羊、黄牛和水牛的肉。习以为常，不过是用下列方法保藏的：他们将肉截成小块，浸在盐水中，再加几种香料……”马可·波罗所见的地方风俗，今日犹存，去年冬天在大理的喜州，我还吃过这种生肉。

　　元代，云南成为行省，在昆明建立了省一级的军政机构。“昆明县之得名，始于元”。1261年土库曼出生的色目人(回族人)赛典赤·赡思丁任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省长，他为昆明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建文庙……凡兴利除害之事，无所不为……建省堂、筑驿馆、导水治桥、兴市井……”。当时昆明有城墙和城门，盘龙江上修了大德桥、至正桥。大德桥是一个杰出的建筑物，造得非常漂亮，造桥之时，“工役云集”，其桥“巨木为阁”，有三个桥洞，桥上“复以层宇，翼以栏循，列为九楹”，’宽8米左右，长30米左右，“观其壮丽……实百代之奇工，  ‘方之伟业也。”城内有忽必烈的忠王梁王的王宫，有赛典赤·赡思丁的行中书省、肃政廉访司，有文庙、长春观、文昌寺、大德寺、五华寺、圆通寺、地藏寺、清真寺、大灵庙、利城坊、止善坊，有清候井、阐西井，后者“在城隆庙内，土人取以 濯丝，以织土锦，其色鲜明”。市中心是三市街，三市衔往东穿过中间有一个圆洞的白塔，东出金马关就是通京大道，城里用来往返驿站进行运输的马有150匹，道路上除了马帮，还经常有人骑着大象到来，城里时时传来佛寺的钟声。

　　城中的居民有蒙古人、色目人(回人)、汉人、白族人、各种土著……他们从事各种职业，商人、官吏、兵土、僧人、玉工、金箔匠(“子孙世传，秘不授徒”)、木匠、石匠、皮工、画塑之工、医生、阴阳先生、教师、读书人……用汉语写诗的诗人也出现了，日常生活的景象开始在诗歌中出现。昆明城已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一个大集市，集市称为“街子”，“日中有市。率名日街，以十二支所属为街期。如子日曰鼠街，丑日曰牛街”、“至期，夷汉杂集，而以贝钞为币(元时云南以贝为钱)，百货云集。”当日昆明的盛况，还是诗人描写得最生动具体，元代云南的诗人王升，是昆明出现的第一个入流的“士人”，他首次作为中国文明在昆明的在场者，用古老的赋体较为具体地描绘了14世纪的昆明：“三市当间阎之冲；双塔拔擎天之势(即“大匠尉迟敬德所建”的东、西寺塔。至今犹存)，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云津古渡)，万舶蜂屯于城根；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王升的《滇池赋》写得真是不错，这时司马相如、王勃早已作古。另—位做了官的诗人李京则描写了昆明城的情景和城里少数民族居民的淳朴：“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未谙习俗人争笑，乍听侏离我亦惊”(侏，少数民族语音、音乐)。可以想象出当时昆明人见到内地来的人围观好奇的情景。

　　自从昆明被发现，成为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以来，这个城市的发展史一直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昆明的建造者既有楚人庄乔的后裔、云南的土著，也有后来陆续到来的蒙古族、回族、汉族。应该说，昆明主要是由少数民族开创的到了明代，昆明依然是一个“人民半杂夷”的城市。在昆明，宗教信仰—直是多元的，从马可·波罗所见的“杂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可以看出些端倪。据 徐嘉瑞先生调查。昆明到现代还有一些原始宗教的神庙，如西山灰湾的青山庙祭的是清平神帝、灰湾白石板山祭祀白马将军和七堂神爷、西山龙王庙的女神，西山龙王叫做阿白老爹，乃是羌语中保存下来的神名。昆明城里大灵庙里的神摩诃迦罗，虽出自佛教，但已经被尊为白族的本主之一，本主是白族的宗教神骱的汉语译名，相传本主有五百多个神。

　　昆明作为云南仅次于大理的城市地位，是南诏奠定的，南诏的后裔就是今日的白族。它作为云南的行政中心的地位则是回族人确立的。南诏王阁罗凤的儿子凤伽异、大理国鄯阐侯高智生、赛典赤·赡思丁都是早期昆明城市的伟大开创者。昆明虽然是—个少数民族开创的城市，但它的历史方向一直是朝向汉文明的。在昆明，昔日土著的居住方式要么是“用竖立的木桩做底架，‘卜设茅屋，下豢牛泵”’的干阑式建筑或“凡人家有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宁，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及数丈，云避田鼠也。上阁如车盖。”井干式建筑或者土掌房、蘑菇房……这些居住形式更适宜昆明所立足的大地和气候。例如昆明土著古代流行的干阑式，据建筑学家研究。这种房屋“1．防潮湿，我国南方潮湿多雨，空气湿度大，架空楼居。使房内比较干燥。2．便于通风散热，……墙壁多用竹蔑编制，有较多缝隙，便于通风。3．避野兽虫害。云南多荒山森林，野兽及昆虫较多，用楼居比较安全。4．可避洪水，……山洪泛滥，房屋架空。利于洪水通过。5．省材易建。”但昆明并没有建成干阑式或井干式的，没有像拉萨那样建成了一个藏式的拉萨，它既不是南诏式的。也不是穆斯林式的。它没有依照大地所启示于昆明的那样建造昆明，而是按照汉文明的方式，建城墙、楼宇、塔、寺院……这种建筑其实已经不是栖居，而是文明的象征，相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汉文明就像当代中国，乃是现代化的象征。如果就栖居和生命来说，这种建筑并不完全适合于云南，它是中原生活和经验的产物。对于昆明，它是很勉强的，昆明后来完全成为一个汉式建筑的城市，这种建筑所带来的关节炎和风湿也—直困扰着昆明人的腰和膝盖。自从当年滇王“首善”之后，昆明历史的方向就改变了，从“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不知汉广大”到“滇小邑，最宠焉”，成了这个城市文明史的一贯方向。昆明与那些在开创中华帝国文明史的历程中名垂青史的城市不同，它的历史不是创造历史，而是进入历史。“向内地的先进某某学习”，“赛典赤行云南中书省事……集僚佐曰‘夷俗资性悍戾，瞀(愚昧)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夫!”学什么?“建文庙。以文学为本，两迤移风易俗……文明渐兴……城内建孔庙以育人才；城外建社学以瑞蒙养，严乡师以约风俗，正三纲、明五伦，教跪拜……”昆明的历史并不是朝向大地的方向，而是渴望被文明接纳的方向，按照已有的既定的文明开发、改造自己，使自己摆脱“不毛”，进入文明和历史的版图，这是千百年来。昆明一直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