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有的城市在历史中的出现与一场战争有关，有的城市则与某些名垂青史的人物有关，中国许多名城，都是作为名垂青史的名胜古迹出现的。昆明是个例外，它在中国版图上的出场，一开始就是“地方”，而不是某种历史，一个遥远的地方，昆明作为城市诞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昔日，这是中华帝国西南方向的天空下一个以传说和奇闻编织起来的面目模糊的地区。这个城市在中国典籍中最初的记载是一些优美的传说：“滇池，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池中盛产衣钵莲，花盘千叶，蕊分三色”，“多长松，皋有鹏鹅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俗豪奢，难抚御”。“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日行五百里”，“神马四匹出滇池中”。“滇池县有马二匹，—白一黑，盘戏相逐河水之上，……”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但依然可以看出、那是一派天堂的景象，像是金色的马神托来的梦。       

　　那时统治着昆明地区的乃是滇王，据说滇王是楚人庄骄的后裔，“初，楚庄王使庄乔，循江略地黔东南……通五尺道”，“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逐留王滇池”。“骄以中国声教诱服诸夷，夷人皆悦，公推乔为君长，乔变服从其俗，以其众王滇……遂世有其土”。据说，庄乔在滇池附近筑了苴兰城。滇池地区出土的上万件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可以证实，在商代晚期到西汉晚期的漫长时间中，这一地区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青铜器时代。其青铜器具有中原从未出现过的独特风格，生动、具体、高度写实的造型，完全是一部古滇池社会生活的史诗。青铜所记录的生活场面包括劳动、放牧、狩猎、纺织、祭祀……著名的牛虎铜案是世界古代青铜艺术的伟大杰作之一。有—个直径只有32厘米的贮贝器，其表面竞然塑造了55个男人和73个女人，以及亭子、石  碑、鼎、蛇、铜鼓、蟒、牛、猪、豹、羊、犬、马、鱼、虎、豹、孔  雀等，一个惊心动魄的祭祀场面，一个被缚在石碑上的男子正等待牺牲。悲壮惨烈、空气凝结。在数千年后。看到达场面，依然可以感觉到那时代生活的强烈诗意。有一日在博物馆光线昏暗的大厅里，我看到一个表现两头豹子正在咬啮—头牛的青铜器，由于时间，青铜已经锈蚀、灰暗，表面呈现着一种狰狞的质感，那青铜雕塑的场景只是一个很小的场面，大约一个洗脸盆的面积，却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古代的荒野，似乎听到了垂死的野牛越过时间传来的哀叫，我周身发冷。像置身现场的旁观者那样，担心豹子转过身来。昆明青铜器时代的写实风格，暗示那时代昆明地区的文化方向与中原不同，对权力和隐喻的崇拜尚未进入人们的思想，那是一个朴素的、牧歌式的、伊句园式的世界。在崇尚把艺术作为教化人生的手段，因而隐喻和象征较为普遍的中国艺术中，昆明古代青铜器艺术只是客观呈现世界，照相式的直接鲜明的写实风格具有独特的价值。

　　庄乔开滇之后的—段时间，由于山高路远，鞭长莫及，昆明依然在历史的记录之外。政治变动，秦灭六国，“汉兴，皆弃之”。到了公元前122年，汉朝才重新发现了昆明。这里有一段故事，当时汉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对汉武帝说，当年他在出使大夏的时候，看见蜀布、筇竹杖，问是从哪里来的，大夏人说是从东南的身毒国(古印度)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建议汉朝与印度建立联系，他说，大夏离汉朝有一万二千里，在汉朝的西南方，而身毒又在大夏的东南数千里，如果从大夏那边去，匈奴的军队会阻道，如果从蜀道去，就是一条捷径。汉武帝早就听说那边“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如果“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于是“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就命令他派使者从蜀分四路出使西南，使者在途中重新发现了昆明。当时新的滇王叫做尝羌，“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其众数万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豪帅放纵，”“俗奢豪，难抚御”、“谕滇王入朝……未肯听”。这个已经夷化，束着长发，披着兽皮，光着脚板的山大王对汉朝使者说，“汉与我哪一个大?”他的口气给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者回去报告皇帝，“滇，大国，足事亲附。”于是汉朝才想起来西南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卫广“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公元前109年6月，“赐滇王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日益州”。当时益州辖四县。

　　其中昆明叫做谷昌，是从将军郭昌之名变来的。昆明开始出现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