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有着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的云南人民，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把中国人民推向黑暗深渊的历史关头，敢为天下先，首先举起了讨袁护国义旗，举国响应，终于推翻了袁世凯，阻止了历史车轮的倒转，恢  复了共和。云南护国首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为谋国家早日统一安定，将总统职位让与拥兵自重的袁世凯。但袁并不满足，还想当皇帝。“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踌躇满志，进一步实行独裁统治，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利用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请愿联合会，积极进行复辟活动。为了复辟帝制，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于1915年12月12日发布复辟告示，并定于1916年元旦登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群众愤慨，各地反袁声浪随之高涨。   

　　云南从西南一隅首先发起护国运动，终于在短短数月之内，粉碎了洪宪迷梦，使共和得以恢复。云南护国首义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基础条件。首先，云南各族人民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自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逆的所作所为，激起全省人民的愤懑。其次，云南地处边睡，山川险阻，袁的势力尚未渗人。第三，云南是边防重地，军队装备精良，军力为西南各省之冠。更重要的是官兵素质较好，上级军官大多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中下级多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他们思想进步，团结和睦。当时掌握云南军政大权的高级人员又多是同盟会员。这些因素，构成了云南护国首义的基础和动力。      

　　在云南护国首义酝酿过程中，云南督军唐继尧曾先后召集了有关军政人员参加了5次会议。第一次是1915年9月11日，议决3事：1．积极加强部属爱国主义教育；2．整理武装，难备作战33．严守秘密。同时决定派人分别前往浙江、两广、四川、湖南、贵州等省侦察和联络。第二次在同年10月7日，决定起义时机。第三次在11月3日，决定将滇军两个师编为一军，分3个梯团，以剿匪为名，分别运动至叙府(宜宾)、泸州、重庆附近待命。同时组建第三师开往贵州，助黔独立，然后出师湘西，直指武汉……12月中旬，李烈钧、蔡镕先后到达昆明，遂于21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紧急行动，先电袁氏，要求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限24小时答复，否则即以武力解决，还商议了组织临时政府及军事计划等事宜。12月盟日夜，唐又邀集外来同志及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各机关长官开第五次会议，到会者蔡锷、李烈钧、任可澄、戴戡等39人，由唐主盟，歃血宣誓。   

　　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任可澄即联衔电致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同日，唐、任、蔡、李等联名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盼一致进行，联电劝告。限期已过，袁无复电，于是唐、蔡、李、任暨全体军政人员于12月25日向全国发出“有电”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护国首义的序幕。云南随即废除旧制，成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公推唐继尧为都督，总管全省军政。同时招募兵员，扩充军备，组成了共约7万余人的护国军，编组为3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进军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进军桂、粤；第三军总司令由唐继尧兼，镇守云南，并作  后勤。   

　　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正式发布讨袁檄文，随即举行誓师大会，出师征讨。此时，袁世凯调动5个精锐师、10余个混成旅，总计10余万兵马，从川、湘、桂3路奔滇杀来，扬言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不难一鼓荡平。敌我双方实际投入第一线参战的兵力对比为4：1，敌强我弱。正义的护国军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浴血奋战，越战越勇，捷报频传。血战一月之后，贵州宣告独立，加入护国3再血战一月之后，广西宣告独立，加入护国。之后，广东、浙江、四川、湖南等省先后宣告独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6月6日忧惧病死，只做了83天皇帝。护国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告胜利结束。   

　　云南护国首义的胜利，是云南举全省之力，军民整体投入，浴血奋战，毁家纾难的结果。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云南人民深深懂得“国之不存，于家何有”的道理，节衣缩食，心甘情愿地罄其所有支援前线。为集中财力支持讨袁战争，老人献积蓄、妇女献首饰、小学生捐出零花钱、公务员减薪，教育费为被挪作军用，许多中小学被迫停课，中学至战后数月还无法开学。战争所需浩繁的经费，除海外华侨捐资13万元外，几乎所有负担都由云南人民所承担。据统计，当时，全省筹措的款项达907．48万元，这对年收入最高时才达7D0万元的云南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军队所经过的地方负担更为沉重，在给养补充、民工运输方面承受着超负荷任务，全省约有6万匹骡马，几乎全部被征用。战争中，有7万余名云南儿女组成的滇军投入了战斗，其中有1万多人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护国首义的胜利，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1916年11月24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以每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之日为国家纪念日。大总统黎元洪先后致电唐继尧及云南各界，并通令全国遵行。孙中山于同年12月致电黎元洪说，云南护国首义，“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除将云南起义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义诸人以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孙中山高度评价护国运动，并称之为“第三次革命”。他曾致函黄兴，把护国战争的意义概括为“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竞辛亥之功”。   

　　1995年，即云南护国首义80周年之际，昆明市人民政府在昆明市新建了护国起义纪念广场，建立了纪念标，以追思前人伟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