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列车滚滚向前。   

　　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中华大地。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是错误的。 

　　真正的创造，发人之所末发，做人之所未做，行人之所未行，为人类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为祖国为人民造福，这就是“为天下先”。   

　　毫无疑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同样毫无疑问，敢为天下先者——对历史有创造性贡献的领袖、科学家、专家学者、企业家、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无不是同时代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代表人物。他们是  人民群众中的先驱，是人民智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者。他们善于学习、实践和借鉴，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体察群众心声，从而能够驾驭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发展的大势，思想解放，敢作敢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创造出了“为天下先”的业绩。没有这样一批批前驱，社会将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人类也许还处在原始、野蛮的状态。   

　　马克思还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便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和经济运动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石破天惊，展示了人类全新的命运和前景。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盛行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奋起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可贵的首创精神。这是一条独特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他倡议和推动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兴办、沿海城市的开放，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新时期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伟大历史进程。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第二次飞跃。

　　哥白尼之前的“地心说”统治世界一千余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太阳、月球和其他星球都围绕地球运行。这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说为教会所利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哥白尼认为地球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科学的“RJLl说”推翻了“地心说”。“日心说”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后，才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天文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引起了人类宇宙观的重大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前进”。   

　　达尔文在西方浓重的神权和唯心论的统治下，在动植物和地质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观察，创立了生物进化论，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不仅说明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释。进化论的创立，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权以沉重打击。   

　　郑和于公元1405年开始了世界远程航海史上的创举，掀开了中国大规模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最为壮丽的篇章。他率官兵27800人，乘瞪只大船远航西洋。所乘的船，长44丈，宽18丈，能容上千人。郑和前后28年7次远航，经30余国，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郑和远航，使明王朝与亚非各国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商贸往来。郑和下西洋比西方哥伦布的航行早半个世纪多，舰队规模和船只之大，都超过他们几倍。   

　　蔡镕、唐继尧、李烈钧等滇中将领及巡抚使任可澄于1915年末至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关键时刻，首举义旗，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蔡镕、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北伐讨袁。全国响应，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湖南相继独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盟日取消帝制，6月6日忧惧病死。云南护国运动获得完全胜利。   

　　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凡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人类、对祖国做出贡献，对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人，无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人。他们或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明大势，辨方向，以大无畏的勇气驾驭时代的风帆驶向光明的彼岸；或在传统的禁锢和世俗的偏见中，思想敏锐，敢问一个“为什么”，敢于探索和坚持科学的真理；或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重压下不信邪，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善于总结，敢讲真话、实话，对历史负责。他们充满首创精神和牺牲精神，甚至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或在不少人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时候，顶住嫉妒、讥讽、诬陷和各种风言风语，一门心思倾注于为之奋斗的事业，发人之所未发，想人之所未想，做人之所未做，创造出常人所未有的业绩。   

　　我们赞美敢为天下先的人们!时代在呼唤敢为天下先的人们!   

　　今天，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朝气蓬勃，改革发展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云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为敢为天下先的人的产生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条件。尤其是地处边疆、许多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的云南，为了达到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热切希望大批敢为天下先的人在红土高原上脱颖而出!   　　　　　　　　　　　

　　　(二)
    

　　敢为天下先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是思想解放的一  种更高的境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主要是指清除自己思想上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敢为天下先则不仅要求做到这一点，还要求冲破各种传统的、世俗的压力，开创别人、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这显然比一般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要求更高，风险更大，对社会对人类也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敢为天下先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来到世界上首先要生活，要吃饭，衣食住行缺一不可，而且要不断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要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否则，人类就无法在地球上生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从人类的幼年到现在，我们对世界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认识了许多事物，掌握了它们的内在联系，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已知世界的认识上，还要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去开创更光辉的未来。探索、开创是艰难的、有阻力的，这就要有勇敢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不怕牺牲的品格。因此可以说，敢为天下先是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必须首先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人们就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对未知的领域，不迷信，不视为畏途，而是充满征服的欲望，决心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在探索、实践的道路上，不畏艰险，不怕压力，一次不行两行，两次不行三次，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于是，成功的大门就会被你一—打开 。     

　　敢为天下先要有一个伟大崇高的目的。伟大祟高的目的是敢为天下先者的“魂”与“胆”，是他们成就大业的动力。敢为天下先行为的价值是与目标的伟大崇高成正比的。让我们听一听伟大哲人们的教诲——          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崇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个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被高尚的思想所鼓舞，那它是无益的渺小的。”爱因斯坦告诉人们：“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它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它取得什么。”哥德则说：“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伟大的目标及达到伟大目标的决心。”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得好：“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   

　　哲人们说得多么精彩，多么深刻啊!我们倡导的敢为天下先，是以伟大崇高的目的为前提的，那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中的一个个难题，去战胜灾害，攻克病魔，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使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鸦片战争时期任台湾淡水同知的云南人曹士桂，在台湾问题上敢为天下先，是从理论上阐明台湾与中国、台湾与大陆一体的第一人。他不但以体恤台湾少数民族而赢得赞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坚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严厉斥责荷兰侵略者对台湾的占领与掠夺。尤其是从地理环境上、历史沿革上、人民的血肉联系上阐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述了台湾是大陆泉州的山脉延伸而形成的一个岛，它与大陆是母子关系，母亲(大陆)庇护着儿子(台湾)，儿子(台湾)又拱卫着母亲(大陆)，二者唇齿相依，不可分  离。他为了祖国的统一、台湾的繁荣、民族的团结，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病逝在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名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之所以令云南人自豪，不仅仅是因为他成为“无双的国土”，地处边疆的云南也能和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各省一比高低，还因为他做出了许多有益于中华振兴的业绩。例如，在他任清学部编译局局长的时候，主持编写大、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书数十种，“国内学校，有教科之编，盖自此始”。袁嘉谷的为天下先，是为了振兴中华教育，培育人才。他在浙江任提学使期间，于两浙11郡设师范、中学、工校、医校、水产校、农校及各县小学共4000余所，回云南后又致力于教育，直至去世。孙髯翁忧国忧民，愤而作天下第一长联；滇西20万民众抗日御侮，8个月筑成千里滇缅公路，创造人间奇迹；蔡希陶为加速祖国热区开发，在西双版纳首创热带植物园；水电十四局为国争光，承揽了西方入想干又干不了干不好的小浪底工程……他们的敢为天下先，无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促进云南边疆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他们获得成功，并为世人所景仰。   

　　敢为天下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敢于探索客观规律，敢于按客观规律办事，服从服务于真理，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这同我们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是一致的，是每个党员和干部应具备的一种品质。正因为如此，敢为天下先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必须遵循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敢为天下先不是“乱”为天下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管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的地方在经济工作中急功近利，不认真调查研究，轻率决策，大胆“投入”，以至于没有效益，办一个企业背一个包袱；有的地方为了吸引游客和投资者，兴赌场，建“鬼城”，对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视而不见；有的地方以扩大对外交往为名，挥霍公款，大吃大喝……他们确实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但却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敢为天下先，而是乱为天下先。    　　　　　　　　　　

　　（三）
　　

　　毋庸讳言，我们今天倡导敢为天下先，是有其针对性的，我们现在企盼大批敢为天下先的人出现，更要努力为大批敢为天下先的人脱颖而出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制定的大政方针，从总体上、根本上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的大环境和大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方面的问题全部解决好了。在许多地方，许多方面，党的思想路线、大政方针尚未完全落实，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差距甚远，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左”的思想影响还在程度不同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敢为天下先的环境和条件不尽如人意，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家，勇于开拓、成就卓著的优秀人物，在封建传统势力的围剿下，重则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轻则遭受嫉恨、诬陷，被贬斥，难以成就大业。于是人们发出了“高树多悲风”的喟叹，写下“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警语。在社会上更流传“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谚语。这是人们从一个个悲惨的历史故事，一桩桩沉重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消极结论。值得人们警觉的是，这种观念，这种舆论氛围，今天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依然存在，比较集中地表现为枪打出头鸟——打击改革者、创新者、冒尖者、优秀者。   

　　 ——诋毁中伤。敢于改革创新的人，他们的改革举措必然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者是没有满足一些人膨胀的个人欲望，这些人便从一己的私利出发，进行报复。他们到处散布舆论，无中生有，甚至颠倒黑白，话毁中伤。风言风语使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参与推波助澜，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使人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甚至是放弃改革举措。　   

　 　——四处告状。写一封匿名信，“揭露”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帽子大得吓人，可是没有具体的事实，查去查来没有什么结果，一年半载过去了，被告者被折腾得心灰意冷，锐气被磨平了，许多工作给耽误了。   

　　——夸大失误。改革创新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有的人便抓住不放，加以渲染夸大，甚至把工作上的失误说成个人品质问题，使改革创新者从此小心翼翼，裹足不前。   

　　——嫉贤妒能。有的人容不得下级或同事在事业上超过自己。下级或同事中有谁冒尖，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有所发明创造，受到表扬奖励，心中便产生失落感，很不痛快。不是发奋学习、工作研究，参与平等竞争，在事业上互相切磋、砥颓，而是处处不支持，不合作，甚至刁难，在工作条件上“釜底抽薪”。当别人受到挫折时，则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   

　　凡此种种，用“枪打出头鸟”来形容并不过分，这些观念、言论和行动，不利于造成一个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做、敢冒尖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利于敢为天下先的人大批脱颖而出。邓小平同志在剖析人们的思想僵化，不解放，不敢于思考、探索、创新的原因时指出：“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毫无疑问，我们对于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监督是必要的，对于少数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以权谋私的人，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人，是要依据事实予以揭露的，不论是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迁就姑息。但这和“枪打出头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敢为天下先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改革的深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改革创新、敢为天下先所出现的某些失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有失误固然不好，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科学决策，尽可能不失误、少失误，但毕竟改革创新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人岂是“神仙”，能未卜先知?一点毛病不出是不可能的。改革创新中出现的失误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及时发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措施，就能妥善解决，教训就能变为财富，使我们更加聪明起来，把工作做到更好。善意的批评应该欢迎。这种批评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古人说过：“挖苦别人错误的人，应该看看自己是否清白。”因为挖苦别人的错误，尤其是挖苦改革创新者的错误，本身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就是“不清白”的。有的人不知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自己不干也不让人干。他们成天满足于上班喝喝茶，看看报，聊聊天，舒舒服服过一天，不高兴了还可以发发牢骚，骂骂娘，这种人没承担任何风险，不得罪人，自然也不会有“失误”之类找上门来。但我们要说，什么也不于，这就是错误，而且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评各种“枪打出头鸟”的言行，敢于“为出头椽子撑把伞”，鼓励、支持人们勇于思考、探索、创新。邓小平同志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小平同志的教诲，我们要牢记于心。    　　　　　                          

（四）   

　　敢为天下先在云南显得更为现实和重要。   

　　省第六次党代会确定了到20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实现小康的任务。这是云南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要实现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于造成一个民主的、求实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于各个行业各个层次都涌现出一大批敢为天下先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此，省委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今后第一位的任务来抓，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联系实际，揭露矛盾，清理思路，改进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广大干部、群众在总结1996年的工作时一致认为，这一年改革步伐加快，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农业增产增收，扶贫攻坚扎扎实实，基础设施建设捷报频传，精神文明建设形势喜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所有这些，无不得益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省委要求总结经验，巩固成绩，把解放思想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并要求针对思想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和差距，重点解决“敢为天下先”的问题。   

　　敢为天下先的问题，是云南思想解放中应当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在云南，广大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光荣传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解放、敢于探索、敢于实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这样。但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不为天下先”、“凡事慢半拍”、“起动不灵刹车灵”的现象依然存在，使得一些地方的发展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没有大起大落，但也造成了发展的缓慢、滞后，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在一年多来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已经受到冲击，但还没有被彻底破除，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在口头上也讲要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于、敢为天下先，但在实际上，在解决一个个改革发展中的问题的时候，却远不是这样。他们对改革创新不敢大胆肯定和支持，他们怕与外商、外省市人交往受骗上当，在招商引资与对外合作中犹豫不决，乃至坐失良机。有不少改革创新举措是原有的政策、制度规定所没有的，这些规定不少是很多年前制定的，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了，他们也不敢清理、变通，或向上级报告予以废除，而是怕担风险，死死守住6I阵地”，“反正上级有规定，不行就是不行”。这些表现，与时代的步伐极不合拍。解放思想大讨论，就是要联系实际，清除各种僵化保守思想和“左”的思想的影响，改变只守摊子、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丢掉“怕”字，树立“敢”字。   

　　营造有利于敢为天下先的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固然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主观的努力。从古至今，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敢说敢做，敢闯敢冒，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有的人却做不到呢?这就取决于主观的努力了。首先，我们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树立远大的志向。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困难再多不动摇，阻力再大不回头，讥讽扑面不彷徨，生活清贫不懈怠。其次，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敢于实践。要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认真学习前人的知识，虚心借鉴别人的经验，深入调查，不断总结，善于思考和比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冒一点风险的。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要我们处以公心，既敢闯敢冒，又有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从不为天下先到敢为天下先，这是认识与实践的飞跃，这个飞跃必将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飞跃。云南由资源大省不但成为烟草大省，而且成为花卉大省、旅游大省、民族文化大省……乃至经济大省的目标也将不再是
梦想。  敢为天下先，应当是我们云南的座右铭，也是云南4000万人民奔向21世纪的希望所在。